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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叙述江西诗派，无论是从再造江西文化的主体性角度看，还是从推进新时代诗歌创作的角度看，总让人感到些许矛盾、尴尬。一方面，江西诗派在两宋之际，影响巨大，它的诗学主张及其实践，构成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关键流变”，甚至可以说，江西诗派的诗歌面貌，代表了有宋一代诗歌的面貌；但另一方面，从后人阅读感受来看，江西诗派除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少数几人，其余诗人的整体成就似乎并不高，绝大部分诗歌到今天已难以卒读；江西诗派以“句法”“活法”为中心的、具有技术主义倾向的诗学主张，以及脱离人民、独坐书斋的创作姿态，跟今天的新时代文学理论主张似乎也难以对接。

所以，如果想要从“古今对应——转化”的思路来激活江西诗派，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免不了会面临以上的矛盾，那么回到历史语境中重新理解江西诗派，可能是重述江西诗派的一个前提和关键。我非常认同学者林湘华在《中国诗学的关键流变——宋代“江西诗派”》（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一书中的观点和方法。林湘华认为，江西诗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派，而是一个开放性的诗人社群，他们对黄庭坚的示范性成就有着共同认定，从而确立起了一种新的诗歌范式。在林湘华看来，探究江西诗派，要从对它做本质性界定转向做范式理解。所谓范式，就是某一领域里形成的一套能够解决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难题的共时性观念。宋诗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具体地重建新的文与道关系，这个时代和艺术的要求源于两个历史条件。一是格律诗在唐代成熟和定型，发展到宋代，面临着如何在艺术上实现突破的问题，这构成了宋代诗人的整体性焦虑。二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古文运动最大的贡献，并非反对骈文而实现了文体革新，而是在重建文化和人间秩序的时代重任下，在散文领域成功地完成了文道关系的重构。在韩愈、柳宗元那里，“道”不再是给定的六经之道、圣人之道，而是创作主体将其进行了个体性理解、转化后的“诗人之意”，从而建构起了“道——主体——文”的模式。换言之，在处理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创作主体被充分地凸显了出来，发挥着主导和中介作用，道与文不再是分裂的、二元的、孰轻孰重的，而是浑然一体，互相表现。所以宋文是幸运的，难题已被前代人解决，只需延续着前人的思路继续发展就好了，但是宋诗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古文运动对于宋诗同样构成了 “影响的焦虑”。在以上两大历史条件下，宋人按照“道与主体”、“文与主体”两个向度来思考诗歌的发展，二者经常是互为对立、此消彼长。尽管欧阳修、苏轼们在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做出了很多探索，但直到黄庭坚，才真正解决了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对争的问题。在这当中，创作主体在诗歌领域的理性作用被前所未有地建立起来了。不同于盛唐诗歌的创作主体是一种“情感主体”（唐诗登峰造极的技艺成就是情景交融），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的主体是一种“心性主体”，体现于创作中，重心不再是抒发情感，而是表现对于人文情感的理解。“综合生命经验的能力，以及心性人格的丰富与否，决定了这创作的本身，决定了作品。”

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学。新时代意味着新的现实和新的文化政治，重构新的文与道之关系，再一次作为文学命题、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具体来说，就是新时代文学的“道”是什么样的“道”，新时代文学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文”，如何重构“文”与“道”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江西诗派确立范式的历史经验，确实能够给我们今天的诗歌创新以巨大的启示。

人民性是新时代最大的文化政治，也是新时代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的“道”；而我们今天的诗歌，其基本创作观和美学规范主要还是在1990年代确立起来的，同新时代新现实和新“道”的要求，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例如，在新乡村建设中，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易地搬迁、第一书记等词汇耳熟能详，还有大量的账目数字，它们不仅仅是现实的表达，本身也是充满了政治意味，诗歌创作到底是直接将它们收入囊中，还是认为这些词汇、数字天然与诗歌不兼容，就刻意回避它们呢？如果是前者，就可能导致诗歌创作出现“非诗”的情况——因为诗歌现实不等同于生活现实；如果是后者，回避了这些词汇，其实也正是回避了正在发生的现实，回避了与现实和历史同在的“道”。所以，关节点还是落到了创作主体之上。以黄庭坚为宗的江西诗派，特别注重将道经过主体的关照，内化为人格的修为、自我的把握。林湘华说：“黄庭坚论诗，认为一切为文工夫，皆须自根本中来，而这根本，不外就是读书、治经和人格修养这三件事。”我们今天讨论新时代诗歌创作，非常关键的就是诗人对于“心”的修炼，也就是，对于新时代的“道”到底信不信；在“信”的基础上，能不能将政治之“道”、生活之“道”转化为自我的人格涵养和新的创作观。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一旦新的主体性确立起来，就会对自我提出新的要求，从语言、形式、技巧等等方面寻找使其人格对象化、客观化的最恰当形式。比如，近年来书写新乡村建设的优秀诗作往往都呈现直接写实、朴素白描的艺术特征，跟那些脱离社会、专注于个人的诗歌写作风尚大大不同，为什么会这样？不少诗人原本秉承深刻的个人化写作观念，但在深入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对于文学和文化的人民性有了发自情感上的认同，从而改造了自我，对于生活的公共性也就有了更多主动的关注和思考；而一种新现实和新文化在确立之初，它对于文学生产和文学接受都具有陌生性，所以老老实实、朴朴素素地写实和抒情，对于新时代诗歌在早期的发展，是一种比较好的路径选择，能最大可能地将新的生活形态和诗人情感本真地呈现出来。

概而言之，不是说新时代到来了，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写的诗歌就叫“新时代诗歌”，而是在新的文化政治面前，在诗歌的传统积累和写作惯性面前，我们能不能从“道——主体——文”的向度上创造出新的范式，——只有当这种新范式创造出来了，能够解决当下文道分离、文落后于道、道缺乏恰当的肉身这个时代文学难题，此时的诗歌才可被称作“新时代诗歌”。

作者：王磊光，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著有《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等。

编辑：张永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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