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史，读到一句话，让我颇感吃惊。威尼斯船队帮助从海路转运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队伍时，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1107?-1205）坚持收取相关费用，他对十字军首领说道：“我首先是威尼斯人，然后才是基督徒。”难怪连英国人莎士比亚都要狠狠地讽刺一把威尼斯商人。

在基督教一统欧洲的中世纪，我们印象中固若金汤的西欧瞩望天国的一千年里，一个“威尼斯商人”，他首先认可的仍是由自己的民族性、地域性塑造出的属商业意识形态的个体性。这也许是封建社会制度下人依附于土地属性的必然（由此形成了本土意识）？也或许有彼时受到财富加持后的人以金钱为本位的时代发展的影响（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成功的商业邦国）？再或者是直接道出了人之贪婪的本性（所以要用契约精神来加以约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一句话使我想到了很多，民族性，无论再怎么强调它的种族性，语言、历史、文化认同属性，在现实中，它都是一个无法独立于时代性、人性之外的概念。只有在时代性所体现的动态历史中考察民族性是否以独特方式呈现了普世人性深度，我们才可能有效地谈论当代“诗歌民族性”是否丧失或如何重塑这样的话题。

我是汉族，作为中国人口占最多数的民族一员，我感觉我们通常会意识不到“民族性”的存在，除非面对国际环境，但那时，占上风的意识是“中国人”“炎黄子孙”这样的国家民族意识。这多少有点“汉族”不是一个民族的意味。或许正是因为汉族血脉中的非“血统”、而具制度“法统”性，才使其获得了强大的包容力。

直到西汉初年，都并无“汉人”概念存在，那时有的，是“七国之人”。汉武帝之后，才出现了作为“汉王朝子民”的“汉人”。具体而言，汉人是一个制度文化概念，这个“大一统汉制”，是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文化、齐国的黄老之术和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的集合体。也就是说，作为“汉人”，我从天地间有此名号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文化、文明“制度”的产物，它已替代了血亲部族起源概念。可以说，“汉族”是汉武帝时与时俱进的时代产物。若再往后，经五胡乱华之后的中国，北方“汉人”还剩多少，是一个很可疑的问题了。而汉人津津乐道的隋唐盛世，是北魏孝文帝493年迁都洛阳，文化、制度全面汉化之后历史进程中民族、文化大融合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产物，所以史上才有了这一段北方尚武精神和中原长期积淀的先进文化相结合的隋唐盛世。

可以说，“汉人”，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到成长的关键步骤，至少在一千年里，每个毛孔中都透出被时代性所塑造的气息，“汉族”是时代性影响下所形成的民族。而基于血缘的种族民族性，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种种因由际会下，也经历着不断彼此融合涵化重组的波荡起伏。

但个体的我们，似乎仍然本能地想了解自己作为“天地造物”的起源，而不仅仅是“制度造物”的来由。这时我发现，我们很可能汉彝是一家。彝族诗人阿哲鲁仇直和我聊天，说彝族源起可以追溯到五帝中的颛顼。如若果真如此，别的汉人我不敢保证，但作为“赵”姓汉人，我了解过“赵”的姓氏起源，作为“凤（最初的部落图腾）的传人”，我们可以溯至少昊金天氏，而颛顼是少昊之子，他也是“赵”姓之祖。所以，我，可能和彝族人民拥有共同的祖先。

不像民族习俗、民族服装、民族歌舞的一目了然，比较而言，诗歌的民族性多少有些模糊感。在诗歌自身体系里看问题的话，我们面对的是各民族流传下来的古代诗歌文本、历代的诗集，或者口传史诗的现场表演，也还可以扩大到山歌、民谣等民间文艺形式。也就是说，想到这一命题，我们首先就会觉得应该向这些传统借鉴、学习，甚至将某些形式发扬光大。但是，进一步思考，你会发现，它们并非诗歌本源性的资源，所有相适合的形式都是由内容来决定的。

彝族的历史是用诗歌的形式记录的，彝族的文化传承是以诗歌为载体的，在彝族史诗《土鲁窦吉》中，《叙哎哺根源》开篇便说，“诗歌讲天文，诗歌叙地理”；结尾是“他（娄师颖、郎多脑）来想知识，心想口讲述”，也即，彝族的古代知识百科全书是用诗歌吟诵出来的。这就像古希腊青铜时代迈锡尼文明阶段的文化记忆是靠《伊利亚特》《奥德赛》两部史诗记录下来的，曾经在几百年间，它们只是口耳相传，而不是捧书阅读的。古代的诗歌形式最初是保存历史、传承文化用的，所以它必须朗朗上口、适合记忆，因为古代社会首先发展出的是宗教仪式文化和口传文化，书写文化是较为晚近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诗人的崇高声誉也是来自他/她是文化存储器，而非“抒情”诗人，在没有书籍、电脑的时代，他/她（和祭司们）就是文化档案库。南北朝时期的彝族女诗人、文论家阿买妮，她的时代已进入了“书体时代”，但她秉持的诗学观其实仍与此意识一脉相承，所以她才会说“学识若浅露，情文不相生。知识是书根，书体即知识。学者若渊博，行文必顺畅。写诗重文采，文以学为主。渊博出好诗，才好学必富。”（《彝语诗律论》）这样的诗学观，就不仅具有强调“情文相生”的时代性，而且有“诗人当是文化宝库”的根之记忆。

人类到了轴心时代，之所以产生了真正的思想飞跃，形成了伟大思想传统的开端，正是因为书写文化开始了大发展。回忆往昔，到孔子和苏格拉底都仍是宁“述而不作”的，他们没有著书意识，苏格拉底甚至很不信任书，在文化载体的形式意识上，他们无疑仍偏向于口传文化传统，记在你身心中的，才是你所拥有的。但幸亏他们有弟子，而弟子们已汲汲于将一切记录于“书”。开始了书写文化，往世的万物众神才变成了上帝及祂和人之间的“约书”，“宇宙是首诗”终于变成了“天堂是座图书馆”（参阅我在拙著《俄耳甫斯主义诗人》中第三部分修订版的研究）。“书”和“诗”虽不是对立的，但几乎是以两条发展路径展开的，至今世界上仍有一些地区、部族保存着口传文化传统。事实上，如果没有了“文化”内涵（传承部族历史、本土特有文化）在其中，这种“诗”估计也大抵就像rap说唱了。

所以，这种基于口传文化传统的诗歌形式其实是无法再学习的，因为今天的我们大多是伏在案头“写诗”，而非行吟大地地“唱诗”，如今唱的，已经交给了“歌”，虽然有些诗仍然在被谱曲演唱，但这时它已是“歌词”。彝族诗人们似乎都很善于写歌词。

“写诗”已是一个已经延续了千年以上的时代性的要求。在汉语古典诗歌内部，它也是一个1500多年的命题了，到沈约那里，从“古体诗”就要演进到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了，当然至今，你用五、七言形式写诗的话，也还是可以写格律不严整的古体诗而非律诗的。当代白话文诗歌，更是面临一个时代性巨变，白话汉语和古汉语（尤其历代文人一直坚持的高雅先秦散文语言，非明清通俗小说语言）已几乎形同两种语言，语言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异，诗歌形式变化是必然的。而放弃了外在韵律系统的白话汉语诗歌，要靠什么成为诗呢？我们稍后再论。

但是，“诗歌讲天文，诗歌叙地理”的文化雄心，古代智者们在诗歌形式里积存的人类知识和智慧，或者说倡导有文化积淀的、能够体现出诗人的“智识”能力的“大诗歌”概念是我们可以学习、坚持、发扬光大的。尤其在当下，当诗歌普遍写得相对“真小实”（当然比“假大空”要好），诗人们普遍实践某种一己之声的“社会学挽歌”时，似乎就更需要提倡诗人们学习古代智者，像仿佛抱持着统一场论的古夷人智者那样深思至神思飞扬，直至创造出某种“哎哺（阴阳）物理学”创世观，写出有深厚情感力量、智识能力、具文化责任心的有原创力的诗歌。

我想，诗歌民族性如果需要重塑，也可以首推此文化雄心。而这同时也是时代性对诗人们的要求。如今，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无论关于未来、过去、时空、科学、人文，我们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前所未有地拥有知识、思想资源。就像考古人士常说的，如今的我们比荷马对他的古代了解得更多（指对米诺斯文化、迈锡尼文化的众多考古发现）；在中国，同样，是过去一百多年间考古学家的铲子为我们还原了商朝真相，也就是说，今天的我们比西周大概成康之治（已抹去了商朝国家宗教记忆）后近三千年里的所有中国人都更了解商朝。所有诗人都共同地拥有“世界博物馆”的当下，仍坚持近乎于蒙昧主义的偏狭诗歌观念的话，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诗歌不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时代的“文化创造”中，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它在文化系统中连偏安一隅的位置都有可能丧失。当然，诗歌必须以自己特有的激情形式、艺术语言发声来参与创造，而非我这里发言所用的准“口号”语言。

为了到访赫章可乐，这夜郎国早期最重要的“中央大城”（彝语作“柯洛倮姆”），我做了点功课，读了《夜郎史传》和主要基于其中第二卷史诗《夜郎在可乐》改编的《可倮古城传奇》（收录于《达思美复仇记》一书），有一点有趣的发现。在原来的史诗当中，我读到的三个最有意味的细节，在改编中消失了。

其中两处是写战争场景的比喻，一为古诺城君长武堵土围攻背信弃义的哥哥武夜郎所在的可乐城，一为漏卧女将军漏阿古和武堵土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场景：

堵土的兵马，/第一圈散了，/又围第二圈。/一圈圈地围，/就像用绳索，/捆绑着猛兽。

两军相缠着，/象那山里面，/山里花角藤，/一丛绕一丛，/理呀理不清。

在改编本中，围城战细节变成了“里边是横冲直撞一次次地突围，/外边是铁桶般垮一圈围上三圈。”漏武战斗场面变成了“刀手的刀刀对刀铿铿锵锵，/箭手的箭雨点般滴滴嗒嗒。”

改编的这几句，如果没有原本相对照，只是朗读，效果也不差。只是，有了原本，阅读体验就由原来的读到这里蓦然一惊或颇感惊艳变成了顺流而下、一泄到底，审美的精神意志没有得到它期望的“陌生化”的食粮，审美本体没有被触动，所获得的只有降格的耳朵里的文学体验，所以，一读或一听，也就过去了。也就是原本史诗中最重要的“文学性原创力”消失了。

改编本第三部分讲述的夜郎君所颁布的二十条条令禁例，来自《夜郎史传》第一卷中的《夜郎君法规》，其中对第七条禁令，大人、小孩一律不准哭，听到就要被挖眼。讲具体的挖眼例时，史诗中插入了一段关于禁例来由的阐释：

夜郎有宿疾，/曾经冤杀人，/这死者之妻，/昼夜哭不停，/哭得人心慌，/最后哭死了。/从那以后呀，/夜郎怕哭声，/并且还禁止，/周围有哭声。/谁要故意犯，/处死不留情。

而在改编本中，这一段阐释消失了。而没有了这一段心理根源挖掘，这条法令就显得极其乖张暴戾、不可理喻。

夜郎先民史诗作者，不，行吟诗人们，他们不缺乏对人性，对人类深层心理的洞察力、理解力，先民们可能骄傲、尚武、嗜血残忍，但他们同时有智慧，他们不会贸然接受莫名其妙的东西，如果法令不合情理，它必定事出有因，不会凭空作妖。古人没有我们今天的昌明科学，不知道世间太多现象的根由原理，但是，古人绝不缺乏观察力、洞察力，甚至因为贴近于自然，比起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非专家），他们无疑都更是地方文化的博物学家。而科学的发生、发展，正是基于对自然、对人自身的认真细致的观察、体悟，人类靠着这智慧能力一路走来，才终于成为了今天的我们。

这三个在“传奇本”中消失的细节，体现出的正是现代文学著力于深挖拓展的具“陌生化”效果的文学性和心理深度。一座静止的大城，幻化成一头挣扎的猛兽，一圈圈围城的人，圈成捉拿捆绑的绳索，既有攻克城池（如捕猛兽）的困难体验，又有天地间一座猛虎城与绳相博弈的形式显现，存在为巨大物象且置换了动静的意象形式，这是多么漂亮惊人的想象力呀，这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最本质特征，这样的文本所以是文学而不是史学，这样的文学细节创造是文学家获得天赐灵感的时候才会来到的最高光表现。相缠斗的两支军队，犹如山里的花角藤，一丛绕一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想必是行吟诗人无意识中想到女将军率领的队伍，脑海中不由自主盛开了纠缠的花藤，这比起千篇一律的刀戈铿锵、箭如雨下，是文学意象创造，而非叙事。只有拥有丰富的猎户、山地生活体验，才能创造出这样鲜活、天赐的文学意象。

这五字一句，犹如顺口溜的形式，是我们今天的诗人一定要放弃的，但是，泼掉洗澡水的时候，把猛虎城、花角藤、心理病因的婴儿也一并泼掉了，是无法原谅的。

基于丰富体验而充满想象力地表达复杂人性的能力，是民族文学当中本有，也最能实现和普世文学的现代精神接轨的地方，是“诗”之所以成为“诗”的地方，是放弃了外在韵律系统的当代汉语诗歌安身立命之所在，是所有的诗人、文学从业人员应当最为努力地建设的自身能力，无论是少数民族诗人还是汉族诗人，或任何一种语言中的诗人。增进自身的这种“诗”能力，民族诗歌才能理直气壮地凭其包含了普世性的民族性而立于诗之高地。只有在这种专业能力基础上的建树，才能使民族的成为世界的。

以上一点浅见，贻笑于方家了。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