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与修辞讨论小辑:在“文本”与“修辞”的背后

2023-08-16 11:12:24 来源:中国诗歌网

题目里的“修辞与修行”,是借了昌耀先生的话,但显然有深意存焉。巧合的是,我差不多十年前也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文本还是人本:如何做诗歌的细读批评》,与这个说法中的意思有些不谋而合。借此机会,刚好有理由再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在今天,如果我们还是无限制地谈“修行”与“人本”的问题,那么必定会招致“现代性的嘲笑”。但我们同时又清楚,这一话题不是无边界的谈论,是在一个技术宰制,“机械复制”覆盖一切的时代,而且眼下又有了一个ChatGPT,未来俨然要直接替代我们这些写作者,把我们贬为“伪作者”或“次作者”了。在这种情形下,重新思考“人本”与“修行”问题,似乎有了新的必要。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当然,“人本”并非是将关于诗歌的理解简单化,将“人格”问题“神格”化。任何时候我们谈论诗歌,都首先意味着是在说“文本”,须落实到语言上。所有伟大的、杰出的文本,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划痕的文本,都首先是语言击中了我们。但是在语言的背后,感动我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肯定还是那背后的主体,是“修行者”那个人。

几年前我的文章中也已阐述过这个意思。此处重提,是觉得经历越久,就越容易认同一个更古老的经验,越容易想起孟子的那句老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是《孟子·万章下》中的一句,等于以此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原初立场。这个“知人论世”,实际就是透过文章来看那个背后的人,理解那个人,那个生命的心灵与处境,这是理解所有文章和诗歌的终极目的。翻译成拉康的说法,也就是从文本背后的那个人身上读见了我们自己,照见了我们自己。所以,所谓“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也”,其实说的是读者自己,这才是理解的终极境界。所有的感动,本质都是我们的自我镜像的投射,是他人对自己的印证或者反照,我们从那些情境中感受到自己的“幸存”——或者“幸免”,并从中生发出存在的悲悯,存在的侥幸,与生命的怜惜,感同身受又置身其外,方能设想其人,设想其处境与经历。

显然,从他人身上发现自己,这是批评和阅读的终极真相,也是目标,舍此很难再有别的目标。依黑格尔的说法,所谓的“美”,也即是“人的主体(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如果翻成拉康式的话,就是“照见了自己”。

所以我无法不认同上述古老的说法,只要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海德格尔语)这一点不变,我们对诗歌的领悟、理解、阐释,根本上都是对于文本背后那个人的一种理解。再具体一点,也即是对那个人的处境和命运的感受,这个至关重要。所有中国传统诗歌中最感人的地方,无不是因为诗人对其生命处境的描摹和展示。“处境”一旦显现,人的一切经验也随之显现:并且由现实处境升华为一种生命处境,进而提升为一种精神或人格处境,最终炼化为一种哲学境地——这就是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样的一种孤绝;是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那样的怅惘与悲伤。我们会为这些诗人的境遇——最终也是我们自己的境遇,而感动和哭泣。

这并不是古旧或腐朽、老套,因为它分明也同时抵达了现代主义,甚至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主体与经验的阐释。其实与海德格尔所讨论“人的处境”——他在《林中路》等著作中讨论特拉克尔或者荷尔德林的诗时,所表达的那些观点,也是一样的。

因此我觉得,古往今来,人们关于诗的理解都是相通的,这相通之处就在于关于人的理解,关于人的境遇、命运,人的精神世界的领悟、认同,以及悲悯,永远都是接近的。诗歌的使命之一,便是“使一切人成为同时代人”(海子语)。这是我们研究诗、读诗,包括诵读诗的真谛。“朗诵诗”本质上并不是对文本的一种表演化的演绎或夸张,而是对于文本背后那个人的处境的一种悉心的体察。所以,多年前我听到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朗诵时,曾贸然地提出了意见,认为他们不是在表达、而是在曲解诗人与他们的作品。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朗诵艺术家”,但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作品背后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所以朗诵作品时完全悖离了诗的含义。他们用一种格式化的高昂而甜美的语调,曲解了一首充满悲情与绝望的诗。所以,不加鉴别地认为这种语调会适用一切语言,其实是绝大的误会。

上述当然是最浅表普通的一个例子。再深一步说,我们的艺术家们之所以失了水准,是因为他们通常都只是通过“文本”与“修辞”来理解作品,他们通常做不到在文本与修辞的背后,去寻找诗歌的真相与真谛。

言归正传,我在近二十年前曾提出一个设定,将我个人谈论诗的基本标尺,或者叫最高标尺,设定为“生命本体论的诗学”。但是我觉得我始终没有充分的底气和资格,去阐释这样一种诗学,所以后来又借用了一个“修辞”——用了“上帝的诗学”的说法,而且又退了一步,叫做“猜测上帝的诗学”。不配去直接表述,难道“猜测”还不行吗。上帝的诗学自然是绝对的诗学,我作为肉身凡胎,只能去假想这样一种尺度,以此实现一种借喻。

但其实这一借喻的含义,既很清晰也很直接,就是尝试从最高角度、最高的意义上,去解释什么叫“生命本体论的诗学”。生命本体,就是从诗人的生命人格实践的根本向度,去阐释和评价诗人的作品,去实现一种由主体生命投射的理解和印证。

我当然清楚,早已有前辈或同行提出过“生命诗学”这一类概念,尤其是陈超,他的诗学思想影响深远。但我的意思与他不同,我所强调的,是诗歌的主体性和人本本位的意义,而他强调的,更多是历史伦理层面的人的价值。一个强调生命本身,一个强调伦理实践,一个立足历史,一个更倾向于哲学。让我稍微荡开一点:陈超诗学实践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他有新批评理论赋予的细读手段与方法;二是他倡扬以历史正义和精神担当为根基的生命诗学。前者给他提供了修辞层面、语意层面和文本层面的强大阐释力,所以,他首先是一个“文本主义”者,这也确立了他在“50后”批评家中非常突出的学院派地位,他的细读批评的专业与精微,在同代人中几乎无与伦比;其次就是基于他对历史正义的孜孜以求而提出的“生命诗学”,包括他的“深入当代”“噬心主题”“历史想象力”等概念,都是后者的精神投射与自然延伸。说简单点,他的诗学构成中,一是文本主义,二是人本主义,两者构成了一个有机而巧妙的平衡。

我所说的“生命本体论的诗学”,应该比陈超的观点更普泛。我想提出的,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拟绝对的批评尺度”。但是这种绝对尺度对于具体的诗歌批评来说,并不总是适用,它只是标明一种极限和边界。但是它摆在那里,是一个终极的尺度——也就是“上帝的诗学”。上帝假如有诗学,意味着一定是最公平的,他的原则一定是,让诗人承受多少痛苦和磨难,便会赋予他多少价值。这就是我们从屈原的诗歌里所读到的东西,生命人格实践的珍贵与价值。直白一点说,他巨大的痛苦与牺牲,他非凡的生命人格实践,铸就了他诗歌的价值;而他的诗歌的境界,也反过来映照和印证了他出众的人格,他的文本和人格已经牢牢地互嵌在了一起。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写出了《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也便无法再苟活于世,必定会以身殉诗;反过来,他的愤而投江,也铸就了他诗歌的高度与感人的品质。很显然,如果屈原写出了《离骚》却还苟活在世界上,那么《离骚》就变成了一首虚伪的诗篇,它在诗歌史和文化史上的价值与意义,便立刻瓦解和贬值了。

这也是雅斯贝斯的观点。他曾说,现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伟大诗人都是毁灭自己于创作之中,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在他看来,大诗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歌德,歌德成功活到了老年,其他诗人无不是悲剧型深渊式的人格。他举的例子,就是荷尔德林、梵高这种绝对意义上的诗人,或者艺术家。我们可以顺道举出更多,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尼采、克莱斯特、西尔维娅·普拉斯、弗吉尼亚·伍尔夫……他们都是因为生命人格中的某种悲剧性,而同时凸显了其诗歌的意义。再向前追溯,浪漫主义诗人的人格就更带有悲剧性,但与现代主义者相比,他们更接近于海子所形容的“王子”“半神”和“英雄”之类,而后者则更接近于本雅明所说的“身份暧昧者”,幽灵般的“游荡者”身份。他们与浪漫主义诗人充满优越感的明亮的人格范型相比,显得过于阴暗和幽晦了。

自然,这些说法差不多都属于“前现代主义”的一种理解了,如果在“当代性”的意义上,我们不能要求诗人写出一首伟大诗篇,都要以身殉诗。海子式的行为,可能已经成为历史了,海子之后,所有试图以自杀来完成自己文本的诗人,几乎再无成功者。这也应了雅斯贝斯的话,他们是“历史一次性生存的诗人”,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就像屈原是不可复制的一样。海子也有同样的说法,即“一次性写作”“一次性诗歌行动”,所以这样的诗学也近乎是残酷的。即使有类似的例子,其意义也明显被降解了。但即使被降解,生命人格实践依然对作品具有印证或映照的作用。让我举出一个例子——卧夫,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是一个有着“海子式”性格的诗人。我们都以为他是一个与我们一样的凡夫俗子,没有人真正关注过他。每次参加诗歌活动,他都像一位小报记者,手拿相机为所有人拍照,然后会说:“等我发照片给你。”有时他腋下还会夹着一大卷宣纸,见人就请签名,让人误以为是个不入流的收藏家,一个诗歌混混。但就是这位卧夫,有一天竟然死在了燕山孤绝的山顶,是绝食而亡。如果不是因为警方碰巧找到了关键线索,他可能会被作为一个无名的死者处理掉,幸好他有一次酒驾被公安部门留下了基因样本,才被核实了身份。当他去世以后,好些人忽然发现,他的诗居然还写得很好。我受到震动之余,也找出他的作品,发现我也被感动了。那时我从他的诗中读到了过去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读到了他对生命的态度,他的悲观与决绝、通达与洞悉,也读到了他的执著与放手、爱欲与幻灭……而且竟如此不俗,如此丰富而深远。可是,他活着的时候却从没有人重视,没人给予过他哪怕一点点真诚的理解与面对。而现在,当我们直面这样一个让人痛彻心扉的悲剧的时候,我们才忽然发现了他诗歌中的价值,那些无可替代的真诚与率性、善良与美好,这些情愫也才忽然变得那样珍贵,令人感动和唏嘘。

这一例证让我感觉到,人本主义的诗歌观是多么自然和重要,假如我们仅仅把卧夫的作品当作普通的文本,把他的诙谐和简洁当作一种“修辞”风格,就不止显得浅薄,而且有些轻薄和不道德。一旦我们将这些文本同眼前这个令人惋惜和心痛的人联系起来,一切马上变得不一样,他的文本中立刻显现出了珍贵的、可以印证某种生命绝境的东西。连同他的诙谐与幽默,也变成了令人感到噬心的反证。

显然,生命诗学观让我改变了对卧夫与他的诗歌的看法,尽管他并没有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他也绝不是原来我们所误解的那个卑微的诗歌混混,而是一个纯粹的、独具性灵的人,他的作品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无病呻吟,而是一个独具高格的灵魂的映像与写照。这也表明,从生命本体论的角度来关照作品,和纯粹从文本看文本,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或许能够辅助我们解开,什么是“生命本体论的诗学”。这已经比屈原、海子的绝对性例子降解了一级,但我以为还不能算是“说清楚”了,因为这依然有可能将这一问题神化和圣化,我们尤其不能把诗人“悲剧性的生命人格实践”,变成一种变相的“嗜血的道德主义”解读。这就要我们必须再后退一步,不把诗歌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建立在狭义的“人的牺牲”这种前提下,而是试图寻求更加平缓、普通和朴素的理解。即,不止屈原那种惨烈的生命实践是珍贵的,李白式的隐逸遁世与纵情山水也是诗意的,杜甫那种悲天悯人感时伤世的人格也是令人钦敬的,苏东坡那洞悉生死旷达彻悟的人生,也都有独一无二的意义。甚至杜牧式的玩世放纵、李煜式的悲情没落,也都足以映照他们的作品,使之彰显出不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像火山爆发那样是一种人格,如春蚕吐丝也是一种人格。无论读李商隐还是读李煜,我们都不会将其人的境遇置之度外。

所以,我所强调的生命人格实践,显然不是从道德角度的阐释。像南唐后主,假如我们从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他足以称得上是一个蠢材,甚至是懦夫,既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也不是一个凡俗意义上的丈夫。然而他却写出了感人的诗篇,为何?因为他真实而坦然地面对了自己的失败,他将一个失败者的处境真实地、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这就足以令人感慨、感动。当他写出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他是一个不俗的人,也称得起一种人格的典范。就我个人而言,其实我更认同像李煜这样的失败者,他真诚地面对了自己的命运,他就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诗人。王国维说的“以血书者也”,也即是“以生命为赌注的写作”,这一境界对他而言,当然是被迫的,并非一个英雄的逻辑,但这被迫的以血以命本身,也是一种悲剧的境遇。所以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我对这一说法深为认同。

说到了王国维,他的诗话之所以令人叫绝,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他秉持了生命本体论的看法,他讨论诗的时候,无一不是讨论生命本身,讨论人的身世、处境与灵魂。

因此“修身”也好,“人本”也罢,绝不是一个道德主义的立场,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成仁”。我前文所说的,其实都是“牺牲”或“失败”式的“人本”,这与司马迁所说的“发愤之作”,骨子里都属同一逻辑,所以尚不能算是完成了“当代性的阐释”。如果要实现这一点,那就必须还要承认,“生命人格”不止包含了情感逻辑、道德基础、人生的失败、失意、磨损、衰败,还应该承认超出上述的“智力逻辑”。比如欧阳江河,他在生活当中几乎完全区别于以上所提到的诗人,因为他几乎与痛苦和颓废无缘,与失败和灰暗无缘。他是我们生活中的永动机,也是当代诗歌“观念的发动机”,在他这儿我从没有读到过类似“牺牲”与“失败”的半点痕迹,那么我们的生命本体论的诗学在他这儿还有没有效力?显然也是有的,他本身就是“创格”,他为我们创建了一种与古典式人格完全区别的,甚至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人格范型也没有什么关系的,一种新的“积极的”人格类型,一个不会“感伤”和“流泪”的生命主体。当然他也许可以归为一种更加“返古型”的,为席勒所说的自然意义上的“朴素的诗人”,如荷马、品达,或是维吉尔、奥维德式的诗人,他更近似于“智力”意义上的“史诗诗人”,而不是“情感”意义上的“感伤的诗人”。

所以,“当代性”或许应该、或者至少是可以包含这样一种人格类型的:不以情感或负面的情志反噬自身的,不以毁灭与牺牲、痛苦与颓废、疾病与缺陷等为特征的新类型,诗人倚靠智力与知性生存和写作,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人格化”的属性,则被淡化、潜隐、改造和替换,这也应该是值得我们承认和考量的。

说了这么多,依然还没有说清楚,在“修辞”和“文本”背后到底是什么,只能勉强地说,所谓“修身”和“人本”才是根本,不止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如此,对于文本的阐释者也同样适用。

注:①昌耀先生在1990年9月7日给董林的信中,回答了后者的一个问题:“极具高古之意的诗歌语言如何修炼”,他说,“功夫不在于修辞本身,而在于‘修行’”。此信未刊,笔者是日前在《诗刊》社召开的讨论会上见到的。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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