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收获》2023年夏之卷

李少君、雷平阳 主编

长江诗歌出版中心

(资料图)

目录 // Contents

季度诗人

爱情的工作∥刘川

轻松的戏谑里布满雄浑的击打之声

——读刘川的诗∥张德明

造物∥隆莺舞

敉平的情感与世界的寓言化∥楼河

组章

咏怀∥伽蓝

转钟一点的雨∥华姿

小石头记∥蓝野

和雪山一起长大∥刘宁

观云者∥吕达

我以为忘记了的都不曾发生∥弥赛亚

父亲的对虾塘∥伤水

突然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王单单

大多数时候我只是灰尘∥薛振海

我仍热爱一场虚拟的建构∥周祥洋

另一个父亲∥薛松爽

不要让太阳月亮唤醒，他们永恒的蓝∥苏拉

捕蝶记∥商略

春风过处∥袁磊

诗集诗选

《清空练习》诗选∥周鱼

《他们改变我的名字》诗选∥李琬

第38 届青春诗会诗丛诗选

域外

我会在奇异中沐浴自己∥ 艾兹拉·庞德　著 / 西蒙、水琴 译

唯一的日子∥ 米洛·德·安杰利斯　著 / 陈英　译

中国诗歌网作品精选

来年夏天∥韩文戈

那么多树叶竖起耳朵∥车延高

一只刺猬∥江离

铁匠巴珠∥北野

生日∥吴小虫

月亮升起来了∥殷红

界线∥应文浩

晚年∥那勺

雏菊∥蒋戈天

灰尘问题∥黄劲松

与山书∥邹弗

磨瓦成镜∥周志启

评论与随笔

大象的退却，或江南的对立面

——论当代诗歌中的南方想象∥王东东

醉与醒∥冉冉

岩画∥李达伟

季度观察

游移之力：街道美学、南方风物与动物之诗

——2023 年春季诗坛观察∥钱文亮　黄艺兰

游移之力：街道美学、南方风物与动物之诗

——2023年春季诗坛观察

钱文亮　黄艺兰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心）

一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马歇尔·伯曼曾指出，巴黎的林荫大道是19 世纪最为辉煌的发明，它的出现亦是传统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决定性突破。自20 世纪90 年代起，中国的城市化运动突飞猛进，大中城市迅速崛起，街道的力量亦开始显形，成为激发诗人灵感、更新城市诗歌的重要源泉。本季度，不少的诗人聚焦于都市街道，在人与城的互相凝视中创造着别具一格的街道美学。

街道魅力的发现往往来自无目的的漫游，卢梭、克尔凯郭尔、本雅明等对此皆有心得。本季度，曾纪虎的《影子》一诗即将笔力贯注于“行走”这一身体性行为本身，并将其根源追溯至远古时代，即一个人类仍如动物般“用四肢应对它的行走”的时代，由此发掘其中所蕴藏的“力的美”和“行动的匀称”。不过，随着现代都市汽车、地铁、巴士等代步工具的普及与发达，“行走”作为一种极富身体美学的行为活动，正在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汗漫《夏日阵雨中的一匹马》就体现了对此问题的思考。诗人起笔于开车经过上海静安寺的所见所闻，以一系列的反讽性修辞手法，痛陈自己对如今都市街道的失望之情：路过长乐路，却没有感受到欢乐；路过东湖路，却没有看见湖水；路过复兴西路，却发现这个年代没有任何文艺可以复兴；路过淮海路时，看到商店橱窗内的黑马，却发现自己不在草原，而是被困于闹市拥挤的道路中央。诗人因此告诉我们：当人们不再以脚步丈量土地时，肉身与世界之间的连接便会随之变得岌岌可危。无独有偶，韩东的《深夜，车库》一诗则将深夜的地下车库比作巨大的汽车坟场，通过描述其“深”与“静”来塑造这一介于现实和虚幻之间的阈限空间，诉说由于身体与世界脱节所引发的悬浮感与失重感。

为重新恢复肉身与空间之间的直接自然联系，诗人们选择以各式各样的行走方式去重新贴近街道、建筑和人群。许天伦选择沿河而行，以“一滴水的方式流经”南京的大街小巷，取得了一种身在市井但又远离市井的双重视角（《南京一夜》）。李万峰则在某家蛋糕店门口，因为嗅到“安德鲁森蛋糕”所发出的特殊香气，而突然回忆起一位曾出现在他生命中的中年女性。接着诗人又以街道上各种建筑物与食物的气味为钥匙，重新在脑中放映她奔跑着穿梭于地铁站、博物馆和蛋糕店等空间的身影（《我在安德鲁森蛋糕店门口》）。诗中的“安德鲁森蛋糕”就如同普鲁斯特那一小块浸泡在茶水中的玛德琳蛋糕，给诗人提供了复活时间的契机。草树在《倒立行走》一诗中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在傍晚的晒坪上双手着地倒立行走。但在成年后，他却反而失去了“倒立行走”这一技能，同时也失去了特立独行的勇气。马嘶在《飞行的人》一诗中将自我放逐于城市上空，描绘了深夜独自一人在街道上遛鹅时，突然起身飞往无人之境的荒诞景象。如果说依据几何学绘制出来的理性地图是逻辑清晰且固定不变的，那么以“行走”或是“倒立”甚至是“飞行”等非正常姿态所标记出的，则是暧昧含混、杂乱无章的空间叙述。诗人们正是在不断的颠倒与起飞中，幻想摆脱地心引力的束缚，宣告日常生活中奇迹时刻的来临。

除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漫步在街道上的路人，道路两旁的窗户也是构成街道美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巴什拉将窗前的灯称为家宅的眼睛，一扇扇敞开的窗户构成了街道向外张望的一双双眼睛，而矗立街头凝视街道上一扇扇窗户的诗人，也形成了一个诗意的姿态。赵卫峰的组诗《在乎》专注于描述个体的“此在”状态，也即诗人之于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场景的在场感，在迅速变化的现代世界中抛下一个不变的锚点。其中《在仰望》一诗以“窗”为画框，框取出城市中不同人的不同生活，同时也塑造出了在街道上沉默地注视着窗后他人生活的观察者的形象，令人不由得想起希区柯克那部著名的电影《后窗》，同样是以一扇小窗打开了一扇人性的大窗；另一首《在感想》则干脆掏空了窗内的风景，仅描写“看窗”这一姿态本身。诗人对道路两旁窗户的驻足观看，构成了行色匆匆的当代生活中一次弥足珍贵的停顿，仿佛是乐谱中恰到好处的一个休止符，而这正是诗意生发的瞬间。江汀的《变奏》一诗的灵感，同样来源于一次对窗与灯的驻足观看：“凝视远处高楼上的窗灯，/ 在这深夜里只有两扇。/ 黄色的光斑，在眼中展开重影，/ 像两只澄澈的蝴蝶伸出翅膀。”诗人将亮着灯的窗比作澄澈的蝴蝶翅膀，通过自己的眼睛发现了这一刻在他看来颇富诗性的存在。诗句简单明快，而又充满了诗意的幻想。极具感知力的诗歌还有庞培的《夜风》。当夜里一阵秋风吹来时，诗人发现头顶的灯如“街道般摇晃”，树叶变作一扇扇窗户，风则化为“一双望向窗外的眼睛”。看似毫无逻辑的比喻，却瞬间打通了窗外世界和窗内世界之间的界限，令诗人感到历史与自然彼此交织，在身旁呼啸而过。究其根底，这阵“夜风”不过是诗意生发的助推器，诗人对于窗的静观才是感触世界、引发情动体验的起因。许无咎的《下雨，阳台的窗户没关》一诗从窗内的“我”的视角出发，透过窗户观看窗外万物的变化，以取得某种独立审查世界的视角，但最终却挫败地发现自己仍然被深深地裹挟其中，揭示了现代个体生命在社会中的普遍困境。离离的《我的窗口》一诗则对既有的书写模式进行了有意翻新，互换了传统诗歌中人与物的视角。当诗人发现沿街其他窗户都已经暗下来以后，也起身去熄灭了自己家的灯，这一举动并非因为诗人喜欢盲从和跟风，而仅仅是因为害怕自己家的灯会因为只有自己亮着而感到孤单，这种表达呈现了诗人情感的细腻纹理。刘川的《在孤独的大城市里看月亮》一诗接续了传统诗歌中的望月母题，但在描绘了都市生活的孤独感后，却没有落入乡愁或爱情的俗套，而是倏地荡开一笔，发现他曾经的“仇人”竟然也在望月，因而两人一笑泯恩仇。这样的转折使得诗歌境界阔大，又不乏趣味性，读来别有一番风味。

在诗意的漫步与眺望之外，街道上零余者孤寂落寞的身影，也是难以忽略的一种存在。苑希磊的一诗《搬家》铺陈了一系列诗人所暂居过的街道名称，记录了新时期漂泊在乡土与都市之间的诗人的艰难心路。李商雨的组诗《虚幻集》以一种旁观者的目光揣摩生活的孤独、空幻和寂静，其中的《晚年生活》以白描的笔法勾勒了一位在马路上捡垃圾的老太太的生存状态。这位老太太收集垃圾并非为了换钱，而只是想以“一堆堆矿泉水瓶”和“一捆捆硬纸板”填充空虚的老年生活。被排斥在人群之外的老人在城市中并非孤例，生态自然在都市中也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蒋立波的《在巨柳折断的声音里》一诗，由朋友圈里诗人桑克所发出的一张折断了的巨柳的照片起兴，诗句“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坠弯我们”里那个意义模糊的“它”，既是指被摧折的大树，也是指产生于城市化进程中的隐忧。在此隐忧之下，部分诗人自都市转身，重新探访故乡的山路，抒发内心深处对故土的怀念与追寻。祝立根的《宽阔》以“山路”为对象，书写山路每一分岔上山野精灵与云影幻变的可能，因此它不再是普遍化、标准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地图，而是专属于诗人自己的私人地图——“这是属于我的小小的路线图”。杨隐的《灯绳》将年少时家中那根能带来光明和黑暗的绿色尼龙灯绳，比作一股能“把光芒从深井中打捞上来”的“魔绳”，并在这一极细极脆弱的尼龙绳上营造记忆宫殿。当他离家远行后，这根灯绳反复出现在这位游子的梦中，并给予诗人如拉扯灯绳时发出的“啪嗒”声一般安心的感觉。傅元峰的《望》立足当下回望故乡，如“当茶客都走了/ 西北的雪才重新下在我的茶杯里”和“那时蓝天和老柳树趴在村口/鸡鸣狗吠就足以让人号啕大哭”等诗句皆质朴简单，却又道出了无数游子的无奈。当城市化日益成为难以躲避的洪流时，正是亲情、爱情、友情等仍然在支撑着国人生命的意义，在动荡的时代给予归属感，在破碎的世界修复存在的完整性，正如马鲜红在其诗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只是虚无的一些影子，/ 是情充实了我们，/让我们有了人形”（《我们只是虚无的一些影子》）。

二

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移动媒体介入诗歌领域已是司空见惯的现实。在小红书、微博和快手等平台上阅读和创作诗歌，已经成为部分年轻人记录当下时刻的一种生活方式。移动媒介在推动诗歌写作进一步日常化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诗人关于阅读与创作的危机感。吴沛的《短视频》一诗就表达了与之相关的思考。诗人观察到，当一天过去以后，人们在手机里回放白天录制的视频的时候，会发现生活变得“细节平整、光滑、明丽，充满惬意”。然而，隐藏在生活背面的羞愧、误解和暗伤，却仍然需要我们寻找、揭发，需要我们刺穿短视频编织的幻象，重获直面真实生活的勇气。

与电子阅读相比，纸质阅读有其独特的审美体验。无论是纸张的肌质，还是油墨的香气，都使得纸质阅读成为一种集触觉、嗅觉、视觉等多种感官为一体的身体性活动，激发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和想象。王静新的《月夜春雾，读〈聊斋〉》一诗，就以灵动的语言叙述了自己阅读纸质古代志怪笔记时的经验。纸张在这首诗里显示出了它的神奇魅力，仿佛是巫术仪式中的道具一般有着“点石成金”的功能：当诗人“掀页的指尖”触及纸张时，“迷雾漫向纸页”，狐媚精怪逐一化为人形，登台演出，发出对既有秩序与腐朽人心的严厉拷问。刘挽春的《临窗看书》同样以“书”为幻境生成的契机，每当诗人看书看得犯困时，纸张的魅惑之力便会显形，让书中人物从书里走出来，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冯岩的《拓片》集中于“文本”生成的瞬间，当我们用手指的力量和墨水，将坚硬的石碑、甲骨和青铜器上的文字转印在柔软的宣纸上的时候，一张张历史人物的面孔便浮现在薄薄的纸的背面。在英文单词中，Text 既有纺织的意思，也有文本的意思，故女性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性。林馥娜的《为诗集设计封面》一诗将女性写作比作在封面上刺绣，的当是锦心绣口。诗中写道“一次次把自我提取为丝线”，在针线一次次“织进去”又“抽出来”的往复动作间，书籍的封面成为一道界于“出神”与“入神”之间的阈限，使世间万物的谜面浮现于其上。

在纸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实际上经由多重的感官来体验阅读，包括感情及各种身体感官，而不仅仅只是个冷漠的旁观者。因此纸质阅读的魅力不止于能激活人们的想象力，还能调动情感，生成情动体验。谢君的《慢三》便将对家庭所有的温情和回忆都集中在一本翻开的书的某一页上：“家里最温暖的东西是/ 翻开的一本书的/ 第42 页/ 和压在上面的一盒/ 泊头火柴，在客厅/ 绿色绒布沙发上”。在这首诗里，纸张成为一种情感载体，承载着阅读者不断流动变化着的情动体验。而阅读一封来自亲人的信件，更是短信或微信难以替代的情感体验。在邓德舜的《背面》一诗中，当诗人翻出父亲四十年前寄给诗人的牛皮纸信封时，信封上贴着的邮票、盖着的邮戳，还有里面夹着的一片橘叶，都使得纸张不再是单薄的存在，而是成为包含着多种情感维度的、极其厚重的“复合文本”。叶面和纸面上的脉络如同父亲掌心的手纹，多重脉络彼此交织成诗人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温暖的记忆内容。

对于很多年纪较长的诗人而言，笔和纸无疑是与他们联系最紧密的物品之一，诗人的一生正如王怀凌的诗句所描述的那样：“笔和纸不离不弃”“引诱一个执拗的灵魂步入深渊”（《黑白世界里的病句》）。与此同时，本季度的一批诗人不约而同地将“创作”比作“耕作”，致力于重新唤醒“纸张”与“大地”之间的关联。孟醒石的《活字》和《在白纸上种地》等诗或是将月光下的大地比作白纸，赋予铅字以鲜活的生命；或是把在纸上写诗比作在田间种地，呼唤当下喧嚣时代所缺失的深耕细作和个人独立判断的能力。蒲阳河的组诗《笔下的种子》将每一次在草纸上的落笔都比作在田间撒下饱满的种子，在如纸般大的一亩三分地上做自己的“果壳之王”。钟生的《诗句》将生命经验、诗歌写作与稿纸彼此联结：“有时生命在纸上反复操写着/ 不过完成了一个普通的诗句”。林长芯的《傍晚偶观群山》一诗，更是将“稿纸”扩展至天地之间，以群山为画纸，画出生命的线条、起伏和现象丛生，以此反对局限于书房中的创作。

三

在本季度的诗潮中，关于“南方”这一特殊人文地理的书写与想象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正如诗人林雪所言：“一个南方之国在光辉里渐次打开”（《有如初见》）。诗与南方的亲密关系自有其绵延不绝的历史脉络，早在宋元时期，南方精神和南方风格就已经在风雅士人身上得到体现，在二十世纪，南方文化又孕育了现代新诗的独特开端。因此，南方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由心理与文化建构起来的文化概念，意味着一种独特的诗歌审美风格和风物感知。本季度的部分诗歌或书写南方文化所标举的“物”之美学，或接续南方的抒情传统，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景观。

在共享山川风物的情景下，南方文化逐渐形塑出一些清晰可感的“意象”，并在使用这些意象的诗人之间，促生出某种“同体感”。翠鸟即为一例。自古以来，翠鸟和珍珠就是南越地区的象征，尤其是在唐代诗歌中，这两种意象在最大意义上承载着中原或北方地区的人们对南方盛产奇珍异宝的异域想象。黄礼孩在其《阳光经过麓湖》中写道：“三月绽放幻术，翠鸟在空中停留/ 突然猛扎到水里，站在鱼群中间/ 仿佛生活于此，不需抓住什么，横着飞走”。诗人以“横”为状态副词修饰翠鸟的飞行，使得翠鸟不受任何陈规拘束的梦幻气质和灵动力量跃然纸上。无独有偶，白族诗人冯娜也被产于南方的神秘翠鸟吸引了注意力。她在《翠鸟》一诗的开头描绘了一个将要投水自杀的男人，又花费大量笔墨晕染了环境的黑暗与压抑，而打破这一切的，正是一只突如其来的南方翠鸟。在诗歌末段，诗人安排了“一只翠鸟迎着闪电飞来”，如一颗“蓝色的药丸”，以“凶猛的剂量”拯救了这个男子。和黄礼孩梦幻诗意的书写方式相比，冯娜选择将她的翠鸟打磨为锋利且生猛的意象，给读者以重重一击。而在另一首《红豆树下》中，诗人则使用了拟人的手法，赋予南国红豆以生命。当“红豆”和“拾红豆的男子”相遇的一刹那，灵魂在爱欲的旋涡中寻得了自我。同样以南方风物为诗眼，书写爱欲与自我之诗的，还有海男的《这些华美，这些灌木丛，这些毫无理由的爱情》。诗人以饱含情欲的目光“凝视”一名滇西男子，并在诗歌的中段突然安排一只“忧伤的黑麋鹿”出现，使男子和麋鹿相互指涉。此般故事情节令人不由得想起沈从文《看虹录》中的女子与白鹿，同样是在情欲、梦幻和动物寓言的纵横交织之间，谱写南方的爱欲之诗。

另一部分诗歌以南方植物为主题，如林宗龙的《多裂棕竹》。此诗虽然以南方特有的植物多裂棕竹为主题，但贯穿全诗的中心线索却是一种神秘的声音。在声音的指引下，诗人缓慢凝视棕竹叶片的褶皱、裂痕和细纹，并在镜子面前，达成自我身份与棕竹形象的彼此互换，由此进入“我”的隐秘之地，窥视自己内心深处的阴影与侧面。林南浦的组诗《给木棉设计屋顶》以华南地区所独有的花树为书写对象：挂满黄色铃铛的黄钟树，给过路的孩子提供了想象的天地，也给诗人提供了一份轻盈而孤独的美丽（《一树黄钟》）；尚未开花的木棉树留给诗人展开想象的空间，诗人幻想用尖锐的仙人掌的刺、绚烂的三角梅和一朵怒放的木棉装饰树顶（《给木棉设计屋顶》）；凤凰树下读书的年轻人，随着风来而生出双翅，遨游天际（《翅膀》）。隆莺舞的《麻椒的短暂制衡效果》则以重庆人最喜爱的香料之一麻椒为主角，带出当地豪放洒脱的地域风情。

除去诸多南方所特有的动植物之外，大海同样是南方诗人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意象。玉珍的《海上》一诗将镜头聚焦于轮船驶过时的海面，其诗句“水奏响整个水面/ 波纹将更多的波纹拉拢”赋予了大海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将海面同时“听觉化”与“视觉化”，串起一个完整的意象形塑过程，谱写出一曲以海洋为主旋律的视觉化的交响曲，而这正是诗人所想要创造的“蓝色的艺术”。青年诗人毕如意在其《热带雨》一诗中亦有出彩的诗句：“雨满得盛不下/ 如金属缓流。/ 热带就这样冷烙在她肩膀的线条上”。在这短短的两句诗中，寒冷与炽热、坚硬与柔软同时相遇，并以淬火般的力度凝练于女性柔美的身体线条之上，迸发动人心魄的魅力，炫目、冷凝而克制。除去为诗人提供特异的视觉景观，海洋的魅力还在于，在它的怀抱中，我们可以摆脱地心引力的束缚，获取自由。部分诗人诗中的大海已经超越了本土地理边界的限制，将笔触延伸至遥远的异国他乡。沈苇的《东岠岛》虽以家乡浙江沿海的一座岛屿为题，却与世界范围内的海洋书写形成互文，使得诗中的海洋意象成为反思文学性和现代性的精神之海。刘诺的《电子卡夫卡》一诗在开头便对陈规提出了抗议，否定以海南、广东或是福建来定义自己，宣布“我是一片孤悬在外的海”。赵俊的《海洋说》则观察到海洋似乎已经成为巨大的“虚像”，寄居在诗人们过度隐喻的疲倦之中。但它其实一直以悄无声息的沉默姿态，悄悄塑造着沿海地区人们的文化性格：“蓝成为图腾，/ 而你忘记了跪拜。”

另一批诗人将目光从南方风物上转移至本土的历史与文化，并将其与自身的个人经验彼此联结。在飞廉的《西湖个人史》中，杭州雨夜的风景成为激发诗人灵感的契机，白蛇传、女娲补天、庄周梦蝶、孟丽君、龚自珍、郁达夫、《警世通言》等诸多根植于诗人深处的历史记忆纷至沓来。在此诗中，记忆或想象的南方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方位，也不仅仅是某种偏执的怀旧表象，而是某种锚定历史记忆与自我身份的装置。高鹏程的长诗《下西洋》融历史、细节与想象于一体，将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比作深埋于自身体内的蓝紫色的静脉，并在诗中复活了中国通事官费信和马欢、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蒙古阔阔真公主、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等诸多历史人物，以大海为脐带，将古今中外所有信仰和宗教都连接在一起。如果说前两组诗是在历史的纵深上追溯南方的“正史”，那么于坚的组诗《版纳两章》则是在历史的分岔小径上捡拾南方的“野史”。云贵地区巫蛊之术的古老记忆，以魅惑的姿态参与了诗人有关南方之旅的叙述之中。组诗中的《澜沧江》一诗如江水般裹挟着邪恶、黑暗、含混的力量泥沙俱下，细看却是以“史诗之光”“南方之神”“沉默之重”“灵魂之河”为结构组织诗篇。诸如“镜子映出芭蕉树的梦魇”，“翡翠们的尸体漂在明月下”等冷峻而缤纷的诗句俯拾即是。另一首《鱼》则贡献了如“一只豹子叼着月亮穿越客房”这样精致、典雅而又迷人的诗句，蕴含着从高度专注中诞生的美妙的放松，以及地方志视野下对幽微而深刻的个人情感波动的精确聚焦。

需要一提的是，在中国诗歌史地理变迁的脉络中延伸出“南方”概念与“南方诗学”，其意义并非在于强调南北两方的区别与分野，而是借助文化互照的视角，发掘现代转型时期诗人独特而敏锐的文化感知。南方与北方互为参照，正如海子在《两座村庄》一诗中所说的那样：“北方星光照耀南国星座”。诗人江汀曾经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其组诗《时间之火》正创作于这一过渡时期。因此，一双双由南而北，又由北望南的“诗眼睛”便散落在了这组诗中：“一片白云，悠然向南方飘去”（《芭蕉叶》）；想象中的某个人，“就那样一直朝南走去”（《日子》）；“为了证实闷热的梦境，/ 我要长久地注视南方”（《酷暑的中午》）。尽管诗人已经定居北方，但关于“南方”的想象仍然以某种如火焰般跳跃、闪烁、轻盈的梦幻姿态参与诗人的新生活，展现出诗人在北方与南方之间不断调适自我、更新自我的微妙张力，同时也招引着我们进入南北文化错综复杂的更深处。

四

沿着风物话题还可以继续延展的，是近期诗坛上颇引人注目的动物书写。正如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勒东在其《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宣告的那样，诗歌总是与动植物之间存在着秘而不宣的联系。本季度的一批诗人以动物为主题，或是为在飞地中游荡的黑暗动物写记立传，或是创造摹写轻盈自由的飞翔美学，或是诉说人、神、动物三者之间的神秘转化，为我们展示了文明世界的另一面——隐秘的、幽暗的和充满蛊惑的一面。

在社会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看来，跨越界线的动物和神灵至为重要。因为在一个既成的社会里，那些被认为模棱两可和边缘的人或物，虽然会对现存社会结构的主要模式造成危险，但同时也释放出“模糊不清”的黑暗力量。徐静的《我看到很多野兽在优雅地行走》一诗设定了一个虚构的场景，描绘成群结队上街行走的野兽，它们行为优雅，装扮虔诚。诗人将诗歌内部的时间设置在“黄昏接近夜晚”时分，以含混的时间唤醒蕴含在野兽内部的力量，正是“黑夜的无名/ 给了黑夜更多的可能”。在这略显怪诞魔幻的动物游行场景中，一股“游移”的力量隐约浮现。江非的组诗《雕枭》的灵感来自幼时长辈讲的那些精怪故事，无论是悄无声息的黑色驼鹿，还是带着力度和旋风而来的黄隼，抑或是充满野心的鹅、黑夜中的雕枭和眼神幽漆的刺猬，都展示了动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神秘变形。诗人将这些动物的形象陌生化，发掘其背后黑暗恐怖、不为人所控制的一面，并指出正是这些夜行动物构成了诗之本源和人之本真。黄梵的《癞蛤蟆》一改人们对癞蛤蟆的成见，将它并不悦耳的叫声和有毒的黏液，看作是它“穿过黑夜的一丝尊严”。王富举的《乌鸦说》则为与凤凰、喜鹊等瑞鸟相对立的恶鸟乌鸦立传，并宣称：“乌鸦，其实从来就不是/ 黑暗的囚徒”。诗人一反常规，指出乌鸦其实根本不屑于人类对它的憎恶，它栖息于自身完满的孤独之中，这种品质正是诗人所欣赏的。值得一提的还有西克的组诗《中国动物》，诗人在浩瀚古籍中选取出雄驹、凤鸟、疣猪、蝙蝠、梅鹿等神奇动物，玩味其中所蕴含的混沌的远古力量，并致力于从中培植奇诡之花。诗人的医学知识背景为其诗歌带上了解剖学式的目光，通过精密地把控词语的疏密、节奏的缓急和语气的轻重，诗人如庖丁解牛般分割动物的内在机理，将其筋脉与骨骼一一剖示，并攫取提炼出其中的精神内核。

在游荡于荒野中的黑暗动物之外，同样也有栖身于现代都市之中的动物，它们对于诗人而言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声音或是视角。孔令剑的《铁管上的鸟》一诗从听觉的角度入手，将“推土机的嘶吼”和小鸟欢快的鸣叫并置，当鸟儿“把一个个音符抛向空中”时，诗人感到了如“童年的灵魂”般的欢乐，因此得以诗意地栖息于都市中。沈苇在其《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一诗中俯身与蚂蚁交谈，倾听彼此，滤尽了一切生活的伤痛，从而形成最清澈平静的表面，完成了一次对于时代平易而高贵的小小抵抗。

另一批诗人则将动物书写引向了虚幻的山峰。南音的《布卡多山羊》取材于一种介于现实和虚构之间的动物布卡多山羊，这种山羊是西班牙野山羊的一种，于两千年前便已经在地球上灭绝。科学家几经努力想将其克隆复活，但都难达预期目标。诗歌前部分极力摹写山羊跳跃奔跑的鲜活模样，结尾才揭示谜底：原来山羊早就已经死亡，“而虚构的雪峰，在远处的寂静中闪耀”。结句“虚构的雪峰”的出现为这首动物诗涂抹上了一丝梦幻泡影的佛教意味，同时也令人不由得想到著名的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促使读者重新思考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问题。楼河的组诗《雨中的马》以细腻且精准的笔触描摹了日常动物的“特殊时刻”：环绕着花盆里的灰烬飞舞的灰蛾、行走在雨天海滩前铁栏杆上的乌鸦、在阴云密布的海滩上酣睡的奶牛，以及一匹站在雨中的马。整组诗的氛围十分特别，诗人手中仿佛握着一台轻微震颤着的摄像机，记录下动物们介于静态与动态之间的一种阈限状态，由此在我们的视野中勾勒出一条不断颤动绵延着的灰色地平线。令人感到眼前一亮的还有张翔武的《雨中飞虫》一诗，诗人将聚光灯聚焦在平时不起眼的一群飞虫身上，描绘这群轻薄、透明、颤动的生命如何在雨水和夜色中逃散求生，带有一种生与死的悲壮。与其说诗人在写飞虫的不定之姿，不如说是在塑造一种关于飞翔的诗歌美学。

接续着前文对于飞翔和轻逸美学的论述，本季度不少诗人都向蝴蝶投去关注的目光，如北塔的《白蝴蝶》一诗塑造了一只纯粹理念化的蝴蝶，游离于世间，不沾染任何尘土。而当人们偶遇极致轻逸的生命时，便会不自觉地进入离心时刻。余笑忠的《蝴蝶》一诗便讲述了生活中的一次短暂的出神时刻：当诗人和朋友在聚餐时，房间内突然飞来一只白色的蝴蝶。这只蝴蝶的出现唤起了桌上每个人如童年般单纯的期待，正是这种“短暂的忘我”与“片刻的出神”令诗人感到惊奇。商略的《捕蝶记》所讲述的故事十分简单，即诗人在山中独自行走时，偶遇了一群扑捉蝴蝶的人。诗人并没有详细描写箱子里被捉住的蝴蝶，也没有详细描写捉蝴蝶的人，而是将目光放在那只捕蝶器上飘荡着的“像一只气泡”一样的“淡蓝色丝网”上，丝网如深海中的气泡般猛然地出现，而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为全诗披上了一层如志怪故事般缥缈的神秘面纱。泽平的《海马》同样是以轻盈、梦幻、纤弱的动物作为召唤“奇点时刻”的重要灵媒。诗人赋予海洋馆玻璃缸内的海马以神秘的女性气质，当诗人与之对视时，仿佛是两座遥遥对视的孤岛，在各自说着各自的谜语。换言之，只有当我们将视线移开当下的主题时，被主题遮蔽的东西才开始浮现，也正是在这一瞬间，我们才能感受到超越此在的美妙感觉。

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所指出的那样，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在人与动物之间，而是在人的内部，即人自身中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区分。本季度部分动物诗歌正是超越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如陈先发的《伤别赋》以动物性和人性之间的转化互变为主题，表达出一种对于跳脱于传统的“六道轮回”之外的、“不规则的轮回”的渴望。诗人召唤“那些栖居在鹳鸟体内/ 蟾蜍体内、鱼的体内、松柏体内的兄弟姐妹”重聚在一起，合成一种复杂的跨界力量。“虎变人”或“人变虎”是古代传奇笔记中常见的一个母题，预兆着异象和灾变。丁觉民的《虎人外传》暗中接通了“人虎互变”这一传统故事的地脉，描述了一位“长着虎斑的友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用其独有的癫狂和狷介抵抗都市的平庸。在现代转型时期，丧失与故土的联结的人们，只能用尖刺伪装自己的两难处境。诗中的“要成为虎/ 才能如此疼痛地失踪在故土”一句，如谶语般点破了这一症候性问题。朱春婷的《卵》将笔力凝聚于雏鸟破壳而出的那一神圣瞬间，将从“卵”到“鸟”的物种变化看成宇宙生成过程的一项神秘要素。而“卵”正如数字0 一样，“可以是任何事物”，体内孕育着无数可能。陈东东的《酒狂》为阮籍列传，同时结合了解剖学、宇宙学和动物学的视野，塑造出一个“踏上筋斗云”而又纵身一跃“化入无限透明的虚空”的名士形象。诗的形式亦极富意味，以大量词句的断裂和位移表明抒情主体在“言”和“不言”之间的不断转身，更为这首诗添上迷狂的色彩。三子的《悟空传》为孙悟空这一融合了人性、神性和动物性的传说人物立传。在诗歌技艺上亦取悟空七十二般变化的精髓，打破语言表达的常规。同为传记类写作的，还有霍俊明的长诗《九梦何仙姑：外祖母传略》。此诗讲述了一生九次梦到何仙姑的外祖母的故事，以九次梦境为线索架构全诗，将不可见的灵魂世界带入外祖母的世界，完成了外祖母与何仙姑两个形象的互文指涉，融巫性、神性与母性为一体。

小结

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看来，在既非此也非彼的灰色地带，存在着一种名为“游移”的力量（《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借助游移之力，人们可将旧有的结构和规则转化为有待打破和重组的对象，进而重新定义世界的秩序。将“游移”视为一种总体性视野，或可串联起前文所论及的街道美学、纸质阅读、南方风物以及动物诗学等诗学主题，大致勾勒出本季度诗坛的面貌与特征。诗人们在看似并不相融的两极之间不断往返穿梭，书写都市与乡村、移动媒介与纸质阅读、南方与北方、动物与人类之间的转化和变形，以多种多样的象征手段重新聚拢读者的目光，从而表现出现代社会不清晰、不稳定、不确定的液体特质。

※ 本文资料来源主要为2023 年春季（1—3 月）的国内诗歌刊物，包括《诗刊》《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林》《诗潮》《诗歌月刊》《江南诗》《草堂》，以及综合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十月》《作家》《山花》《作品》等。除作者姓名、诗题，诗作发表刊物与期数不再一一注明。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