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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一旦发生，总是伴随着传播和接受过程。诗歌，作为人类心灵吟唱的表现方式之一，从古老民间口耳相传的吟唱到抒情言志的重要文学体裁，它的传播印证着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传播变革。历经口头、文字、印刷、电子媒体及互联网技术，迄今人类正身处第五次传播技术变革中；而每一次传播技术的变革都加速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并扩大传播范围，人们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也因此发生改变。正如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说：“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

就诗歌而言，文人唱和、行旅题壁、手抄油印、舞台式唱诵等等，都是其得以流传的方式，同时也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特性的烙印。语言的变革和技术的革新一样昭示着新的社会思潮，100多年前，中国新诗就以其倡导的平民化、日常化的精神打破了语言的区隔。在亟待获得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人们强烈的精神诉求又将诗歌推向了大众狂欢式的公共语境之中，诗歌以一种符合大众传播的言说方式脱离了封闭审美取向，在论争、运动、团体、教育等各个层面中积极拥抱大众、广泛传播。然而，在这一代人的高潮落幕后，诗歌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回归了相对小众化的文学空间。其实，宽泛地来讲，不仅仅是诗歌，几乎整个文艺领域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

不过，不唯诗歌，很多小众艺术很快便迎来了全球性的大众传播时代。就如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所说：“新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世界，日常生活被媒介技术整合进信息化（Informational Capitalism）中去，用户亦被卷入到新媒体价值链中，服务于生产、消费和市场等多个环节。”互联网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整合着全世界，诗歌这样短小精悍的文体成为了互联网上极易发布、转载、截取的信息内容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敏锐的诗人们就已纷纷“触网”，“界限”“诗生活”“诗江湖”“灵石岛”“扬子鳄”“锋刃”等诗歌主题网站应运而生，一时间成为诗人们写诗、读诗、交流的公共虚拟空间；论坛、博客、微博、播客等平台的出现更是扩大了诗歌的传播范围。在这种交互性极强的媒体结构中，诗人们不再像过往时代那样需要用漫长的时间等待发表、印刷，才能进行阅读和交流；朗诵、论坛、研讨会等传统诗歌传播方式也可以被网络上的即时的对话所取代……诗歌写作在互联网上获得新闻简讯般的迅捷传播。正是因为这种书写和传播的便捷和低成本，诗歌在网络上的写作群体迅速扩大，人们日常化地以诗歌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用分行的格式充分展示了那些碎片化、即兴性的生活节奏和个人情趣。与此同时，这种随意性较强的写作也引发了无数次网络论争，“乌青体”“梨花体”和口水诗等被广泛讨论，人们对诗歌本体的确认、探索和论争似乎也达到了一种罕见的热度。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曾宣扬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似乎正在变成现实。互联网不仅重新塑造着社会生态和产业结构，也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进行了全面的介入。诗歌的创作和阅读曾是人们精神生产和生活中相对“小众”的一环，而今却融入了大众传媒的滚滚洪流之中。2011年，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公众平台服务，更是让每一位互联网用户都能以塑造个人“IP”的方式打造自我的空间，诗歌主题的微信公众号迅速得到发展，《诗刊》《星星》《扬子江》等众多诗歌期刊都拥有自己的公众号，用以发布刊物目录、优秀诗歌等，“中国诗歌网”“中国诗歌学会”“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诗歌是一束光”“遇见好诗歌”等阅读量较大的公众号持续不断地更新。在发布诗歌文本的同时，像“为你读诗”这样的公众号平台会邀请影视演员、公众人物作为朗读者来“引流”，并以制作精美的音频或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吸引不同类型的读者和听众。而一些刊物、组织和个人诗歌公众号也会以视频读诗、网络诗会等方式来传播诗歌、扩大影响力。就在这种跨媒介的融合传播中，我们已经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用户被卷入到新媒体价值链中”，此时的诗歌文本只是一条“源信息”，传播者的意图和方式让这条信息附加了丰富和多样的“冗余”，以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喜好。很难说诗歌的价值依然停留在过去时代的文学理念当中，特别是当诗人们与商业推广合作，比如为某品牌撰写主题诗歌文案，比如在电视节目、电影上演绎与诗、诗人相关的片段。诗歌在某些时候已经成为了大众传媒时代的情感消费品，我们会在不经意中“偶遇”诗歌——快递或礼品的包装袋上、节日商家促销的广告栏中、旅游宣传册上的题词……可以说，在大众传播环节中的诗歌更像是一场语言和流量的“合谋”，它以短平、快速的方式抚慰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的人们的疲惫心灵，同时也印证着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精神的需求。现代社会这种类似商业用户细分的模式，让类型化的网络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生和发展，也使得现代诗歌的创作者和阅读者呈现出“部落格”式的分层，譬如，“小红书”“哔哩哔哩”和豆瓣等平台上的诗歌写作者和阅读者以青年文艺爱好者为主；传统报刊、专业性较强的诗歌公众号的受众以职业写作者、文艺相关工作者为主；微信视频号、诗歌音频等平台往往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暇浏览。诗歌不再是与远方相配的遥不可及的梦寐，而是很多人都可以参与创作、展示以及用各种跨界方式多重塑型的信息载体。

另一个现实层面上，社会的主流教育导向依然是诗歌传播最强大的力量。以粤港澳大湾区小学生诗歌季为例，这个由媒体发起的诗歌活动，关注率、投稿量最高的广东三城市是佛山、肇庆、东莞——它们的数据远远高于其他地市。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市的教育部门对诗歌教育的关注、引导和推动。像东莞这样的城市，由东莞市教育局、各级文化馆、中小学联动开展儿童诗歌公益活动已经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这样自上而下的示范和导向中，诗歌的普及性教育得以不断推进。而另一根“指挥棒”则是“新课标”和应试方向，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最直接而有效的学习驱动。

有意思的是，在大众传播的时代，诗歌的创作和传播也不再分属不同的环节，它们常常是具有互动性的统一体。在传统媒体时代，诗歌的发表并进入传播环节往往有赖于媒体“把关人”，即编辑、出版人、朗诵者等，从创作者到阅读者的过程是单向的。但在大众传播时代，创作者经常也承担着传播者的使命，他们写作、发表、运用多媒体加工并发布诗歌，为了引发更具影响力的传播并塑造自己的诗人“人设”，也许他们还要与自己的读者互动和沟通来获得多重传播。2011年，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提出“产消商品（Prosumer Commodity）”论，认为互联网用户作为数字劳动“产消者”的劳动价值实现方式主要通过线上制造内容，用户是平台使用者，也是消费者，同时还是平台广告用户，而劳动时间即是媒介使用时间。毋庸置疑，在大众传播时代，几乎每个使用互联网的用户都在媒介使用时间内制造或消费，诗歌创作者和阅读者也不例外，他们在不经意的时间流逝中完成了数字劳动的“产消”，这时候的媒介信息，无论诗歌还是其他文学体裁，已经具备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商品属性，只是诗歌创作者和阅读者也许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或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深刻变革的来临，主动将诗歌与戏剧、音乐、舞蹈、绘画、多媒体展览等多种方式融合并衍生出新的跨界作品，小众诗歌融入公共空间的传播尝试在很多地方兴起，比如深圳的诗剧场“第一朗读者”、广州图书馆的新年新诗会、《女子诗报》的女诗人诗歌视频联展等。可以说，在大众传播时代，一件作品的呈现方式是创作者、媒体、受众综合作用的结晶。大众能够观看到的是金字塔上的耀眼星冠，而文本是金字塔底端的庞大基座。这基座的生成与互联网一刻不停的喧嚣话语无关，与几何级数增长的流量数据无关，它始终等待着的还是那颗带着生命热度、怦然跳动的心灵，它讲述着人类的悲欢、喜悦、哀愁、梦想和期盼。这也是诗歌之所以在大众传播时代能够获得巨大回响的缘由，无论科技如何迭代、无论人们如何仓促地从众多信息中读取一句诗，他们对诗歌投注的热切目光，映照着人类心灵的火光不灭。

当人们在谈论机器人“小冰”开始写诗、ChatGPT如何运作的同时，也许又一次传播技术变革正在酝酿，而诗歌也将深刻地记录下时代的颤动。当大众媒介不可避免地渗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故事，诗歌生发的“信号”，正面对我们的心灵地图，“扫描”着同频共振的电波。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