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得重下海去》，黄杲炘译著，中译出版社出版，65.00元

格律是诗歌音乐性的保证，还蕴含文字中没有的信息，如诗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内容倾向以及作者诗歌观和创新意识等。

译诗要经得起“对读”。这里的“对读”，有两层意思，一是经得起对照原作阅读；二是同一首外国诗，不同的译本放在一起，对照阅读，有诗歌修养的读者，也能分辨出得失成败。

黄杲炘先生译诗自选集《我得重下海去》，是英汉对照本，其中包含四个部分：《欧马尔·哈亚姆之柔巴依集》18首，英国诗76首，美国诗65首，立马锐克12首。我个人认为，这本诗集，是经得起“对读”的译诗范本。

黄杲炘先生翻译诗歌近半个世纪，以格律诗译格律诗超过6万行，数百名英美诗人的两千多首诗，出版译著文集30多本，英汉对照版的译诗集28本。他一边译诗，一边总结译诗经验，先后出版了《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译诗的演进》《译路漫漫》《英诗汉译学》，开创了“三兼顾”译诗法，就是译诗兼顾韵式和诗行的顿数与字数。他还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以个人的译诗经验为依据，对“诗不可译”论以及“译诗只有坏的和次坏的”的说法给予有理有据的反驳。

黄先生主张译诗“三兼顾”，有他自己的道理和信念。在他看来，诗歌翻译，如果原作是自由诗，当然可以译成自由体，但原作若是格律诗，就应该译成格律体，兼顾诗的内容和形式。他说：“诗歌翻译和其他文学翻译的区别，主要在于诗歌是唯一有格律的文体，格律是诗歌的文体特征，是让语言美发挥到极致的有效手段，因此，译格律诗如果不反映原作格律，多半只是语义翻译而非诗歌翻译，有点像画孔雀而不着意描绘其羽毛。”

文学界有种说法，诗——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形式，是语言艺术王冠上的明珠。黄先生用“立马锐克”五行诗，表达同样的见解：“文学殿堂里，诗歌是皇帝，/惟有他，穿得起格律外衣；/译诗若扒光他衣裳，/他同穷光蛋没两样——/说他是皇帝，谁会相信你？”

在黄先生看来，译诗准确反映原作格律形式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因为除了审美意义，格律是诗歌音乐性的保证，还蕴含文字中没有的信息，如诗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内容倾向以及作者诗歌观和创新意识等。他认为翻译格律诗，不反映原作的形式，难以让读者领略原作的音韵美，毕竟是一种损失，非常可惜。另外，翻译格律诗，介绍原作的音韵形式，诗体移植，也有助于我国诗歌创作形式多样化。比如，黄先生翻译的“柔巴依”四行诗体，“立马锐克”五行诗体，就引起了国内一些诗人的关注。

黄先生的理论源自他对汉语汉字的高度自信。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伟大诗歌的背后必然有完备格律体系的支撑，认识到译诗反映原作格律的必要，知道格律是格律诗的‘身份代码’，凭其格律三要素，就可在庞大的格律体系中将其定位，看清其与其他诗在格律上的亲疏远近。任何民族的传统诗都有其格律体系，每首诗都是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自由诗，也只是格律诗的存在而显示其自由。所以，翻译格律诗理当反映原作的格律形式，不顾原作形式的翻译，抛弃的恰恰是诗歌特具的文体特征。”

黄先生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值得翻译界同仁重视与反思。为什么当前诗歌翻译界，坚持以格律诗译格律诗的是少数译者，更多的译者把格律诗翻译成自由诗呢？细细考量，其中的原因起码有三条，这里牵涉到译者、编辑与读者。首先，格律诗翻译成自由诗更省力，不必推敲琢磨，成效更快更明显。其次，出版社缺乏外语编辑，即便有外语编辑，未必同意以格律诗译格律诗的主张。再次，有的读者读惯了自由诗，见到格律体译诗，普遍有一种排斥心理，认为那是老一套，抱残守缺，看不下去，他们不知道外国诗是什么样子，以为外国诗人写的就是自由诗，其实，这是诗歌译者把格律诗译成自由诗造成的误导。正是针对这一点，卞之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才提到译诗的功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