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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敬是当代诗歌的在场者，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其贡献最大的地方，是他对底层草根诗歌的推动。

一是从理论上确立底层草根诗歌的重要性。吴思敬虽然是盘峰论争推动者，但他认为，“盘峰诗会的论争是先锋诗歌阵营内部的论争”，底层草根诗歌才是时代潮流趋势，所以，他主动自觉地关注底层草根诗歌的发展，2006年，吴思敬就在《南方文坛》发表了《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对底层草根诗歌现象给予关注；2015年2月9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诗刊》社、《文艺报》社联合主办的“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在京举行。在会上，吴思敬指出：“底层写作渐成声势，草根诗人不断涌现，应当说是始自90年代，到新世纪则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了。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诗人，如白连春、杨键、谢湘南、郑小琼、刘年、笨水、郭金牛、曹利华、王单单……他们带着挥洒在乡间的汗水，带着流淌在工地和流水线上的血痕，带着野性的发自生命本真的呼唤，借助互联网信息传达的快捷与高效，登上了诗坛，他们自身也成了值得关注与研究的文学现象。”他对此分析：草根诗人大量涌现，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贫富分化的加剧，引发弱势群体发声，要求社会重视自己的存在；底层草根诗歌现象引起关注，本质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就草根诗人自身而言，以诗歌获得精神自由，实现灵魂自我拯救，通过诗歌找到自我，提升自我。此外，草根诗人之所以在新世纪不断涌现，也得力于互联网时代为他们提供的平台。在网络上，在自媒体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信息的发布表现自己的个性。网络造成了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与普泛化，特别是为名不见经传的草根诗人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大舞台。按照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对于诗坛固有格局的挑战和消解，使诗歌进一步走上平民化的道路。

底层草根诗歌是吴思敬着力最多的研究方向，他经常撰写文章，包括通过访谈等，大力呼吁和推动底层草根诗歌的发展。底层草根也包括边缘化的诗歌力量如女性诗歌、少数民族诗歌、边疆地方诗歌等等。吴思敬经常在评论中提到的诗人有杨键、雷平阳、卢卫平、蓝蓝、江非、路也、郑小琼、余秀华、张二棍、王单单等，这些都被认为是底层草根诗歌的代表性诗人；吴思敬为雷平阳写过专论《雷平阳诗歌的两重世界》，称赞其诗歌为“世纪初诗坛的收获”；为杨键写过专论，高度肯定杨键的创作是植根传统立足现代的开创；为王单单诗集《花鹿坪手记》写序，《花鹿坪手记》可以说是在吴思敬的直接推动下促成，已成为新时代诗歌的一本重要诗集。

除了吴思敬本人直接参与底层草根诗歌现象研究并加以推动，他还带动一批学者、博士和硕士生参与，形成了一支队伍，并构成了梯队，持续关注推动底层草根诗歌。

二是从行动上培养底层草根诗人。不仅理论上，以实际行动支持、扶持底层草根诗人。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由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作为诗歌高级研究机构的特殊地位，谢冕、吴思敬、林莽等人的系列举措很重要，包括驻校诗人制度、《诗探索》华文青年诗人奖、驻校诗人的入校仪式和研讨会等等。得到高等学府重要诗歌研究机构的承认，对底层草根诗人有重要激励作用。尤其驻校诗人制度，是内地最早也坚持最久的驻校诗人制度，对底层草根诗人具有很大吸引力，吴思敬对此也高度重视，每次都参与主持或总结。2003年，《诗刊》社叶延滨、林莽和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就合作开展“驻校诗人”制度达成共识，这一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改为和《诗探索》合作）。驻校期间，青年诗人们有的完成了重要诗歌创作，有的甚至写了一本诗集，还有的在北京期间与全国各地诗人广泛交流，扩大了视野，从理论上对自己创作有所总结思考，水平得以提升，有的因此提高了知名度，驻校诗人普遍大有收获。底层草根诗歌的成长壮大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江非、雷平阳、路也、卢卫平、田禾、荣荣、刘年、王单单、张二棍、郑小琼、刘春、谢湘南、冯娜等等，都得到过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帮助。谢冕、吴思敬、林莽都发挥了各自作用，但无疑，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这个平台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而这些都是在吴思敬任中心主任期间启动并完善的。

三是底层草根诗歌创作和研究成果的完善整理，并不断出版，包括《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研究论集》以及《诗探索》创刊40周年纪念丛书等等。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诗歌研究动态》也持续关注底层草根诗歌现象。当然，这些是很多人通力合作，并且还在持续，将产生更深远影响。但无疑，吴思敬是主导者之一。

所以，可以说，没有吴思敬等老师的这些推动，底层草根诗歌可能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当代诗歌一支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本文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研讨会——吴思敬诗学思想研究”发言稿）